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如何把握结构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以结构性改革实现结构转型的重大突破？
　　围绕这些重大问题，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中国工人出版社联合主办“以结构转型推进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暨《结构转型》新书发布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未来10-15年左右，我国产业结构、科技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等仍有较大的转型升级空间，经济结构转型仍蕴藏着较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动能。
　　与此同时，迟福林还指出，经济结构转型面临着“不进则退”的挑战，国际地缘政治、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深刻改变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外部环境。内部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掣肘着经济结构转型进程。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通过结构转型把14亿人潜在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活力充分释放出来。”迟福林说。
　　结构转型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如何理解结构转型蕴藏着增长的结构性潜能？
　　迟福林指出，这主要体现在服务型、消费型、绿色型经济之中。
　　服务型经济发展蕴藏结构性潜能。2000-2019年，在疫情冲击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8%，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的3.8倍。群众日益快速增长的服务需求，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由此蕴藏着结构性增长潜能。
　　消费型经济发展蕴藏结构性潜能。预计到2025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将超过50%，开始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这将带来巨大的新增市场，为投资创造新的空间。
　　绿色型经济发展蕴藏结构性潜能。我国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投资规模预计为150万亿-300万亿元人民币，年均投资将达到3.75万亿-7.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年投资的10%左右。把这个潜在投资需求转化成现实投资，将使经济年均增长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
　　在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结构转型。从国内看，经济社会结构快速演变成为新发展阶段的鲜明特征；从国际看，要以结构转型应对深刻复杂变幻的国际形势。
　　魏礼群指出，推动结构转型离不开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良好的发展环境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结构转型也离不开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以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重点，推动形成区域开放新布局，形成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
　　“当前，以结构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重大任务。”迟福林说。
　　比如，适应结构转型的大趋势，要深化以技术、数据、土地为重点的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适应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要以服务领域为重点，着力打破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适应科技结构升级趋势，深化科教体制改革；适应服务业市场开放趋势，完善市场监管体制，等。
　　扩大内需真正落地实施
　　在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指出，“转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调结构，调结构重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优化升级。”
　　张卓元指出，要推动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发展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低碳产业，推动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要以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消费结构升级，以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张卓元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在金融业、房地产业之外，要保持制造业在经济总规模中所占比重基本稳定。
　　在需求端，是依靠居民消费还是政府消费来拉动？
　　“在分析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既要分析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要区分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各自的贡献。这样才能看清，我国的需求不足，是居民消费不足，不是投资需求不足，更不是政府消费不足。以扩大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很容易带来政府消费比重的提高。因此，扩大内需，到了要真正转向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时候了。”杨伟民说。
　　他指出，如果更多靠政府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会增加全社会的消费成本，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也不利于有效率地高质量发展。
　　但扩大内需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较低。
　　杨伟民指出，近些年，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是提高的，但一定程度上是单位为员工交纳的各类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离退休金、雇员股票期权等纳入劳动报酬并大幅增长的结果，其中的很多项目并不构成当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张卓元认为，要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水平，特别要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比如提高基本养老金等。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提出，要通过提高要素的密度、频度、浓度来获得集聚效应，提高效率，比如产业集群的集聚。
　　“我们的人口和产业仍有较大的集聚潜力，我们将会形成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城市带。”刘世锦说。
　　应该如何理解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斌认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扩大内需战略能不能真正地落地实施。
　　“如果能真正落地实施，我们所期待的国内大循环主体，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就可能发挥出来，这样对我们更好实现结构转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都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张占斌说。
　　“从需求的角度讲，我们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到现在的好不好或者优不优的阶段。从供给的角度讲，我们要增强供给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满足人民群众和市场的个性化、差异化、动态化，甚至定制化需求。因此在当下的中国，推动结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张占斌说。
　　制度性变革与制度型开放融合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焦点和重点。
　　迟福林指出，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和占比提升空间较大。在产业结构变革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双重推动下，如果高水平开放相关举措能够进一步推进和落实，预计到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将超过1万亿美元，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20%左右。
　　在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中，预计到2025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比有望达到50%以上。争取到2025年，数字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由目前的50%左右提升至60%以上，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制度性变革与制度型开放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特点明显；扩大开放的重点由边境外向边境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延伸的趋势明显。”迟福林说。
　　在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开放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开放能够深化分工，拓展要素配置空间，推动全生产要素率提高；二是开放有利于加快先进技术的扩散，促进我国更多产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三是提升创新能力离不开开放。
　　王一鸣认为，下一步，中国的开放要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升级，这将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中国加入WTO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践。当前，推动制度型开放需要优化营商环境，把握区域经贸合作形式，关键是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刘兴华指出，要在制度型开放中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他认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产业转型的重中之重，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而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需要依靠创新驱动。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